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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隆溪:“国学,那是热潮”

编辑:纽扣文学网发表日期:浏览:5

国学热潮

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谈东西文化观念的异同

■人物名片 张隆溪 四川成都人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,为“文革”后第一批研究生。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1983年赴美留学,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,任比较文学教授。199

8年起,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、中国古典文学、中西比较文学、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。主要著述有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》、《道与逻各斯》、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等,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

很多争论缘自误解 新京报:从1983年即离开国内,您是如何认识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的? 张隆溪:我是从1983年离开,到1993年才回来开过5天会就又回到美国,直到1998年我才到香港定居。我刚去美国的时候,和钱钟书先生通信比较多,而且《读书》杂志每期都邮寄给我,还有钱理群、葛兆光都是我的好朋友,通过与他们的交流,我对学界有一些了解。知识分子的环境跟整个中国情形一样,比我刚离开的时候好得多,而且知识分子想法丰富,出现很多争论。 新京报:你是否同意,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太懂得争论的方法? 张隆溪: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己形成了一定看法,而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看法。很难从争论中吸取营养,只是坚持自己的观点,有时候甚至是把话越说越极端,譬如当年的“读书奖”之争。我觉得争论很多是缘自误解,大家没有平心静气争论问题的态度,还有时候动不动就形成派别。 新京报:您很少回国参加论坛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 张隆溪:技术原因是我在今年2月才拿到回乡证。另外,我觉得规模太大的会议往往没有办法深入地谈问题,往往是人数少、问题集中、参加会议的人对某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,才可能使得论坛的交流有意义。现在,产生交流效果的论坛不是没有,而是很少。 新京报:开会和做学问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? 张隆溪:我基本上有这么一个看法:做学问不是靠开会和结交朋友,而是坐冷板凳,看书、写东西。当然开会也是有意义的,和好学者进行交流,能够刺激你产生新的思路。 西方更强调文化差异 新京报:经常看到国际论坛讨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。但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,文化对立观早已经厘清,观点本身还有必要讨论吗? 张隆溪:中国人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共融的,但西方尤其是学术界,更强调文化差异的问题。西方有强调文化差异的传统,现在西方对自我有强烈的批判,往往容易把非西方的文化看成是对立的文化,但是看到的是东方文化里好的方面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,他们认为中国最能够代表和西方不一样的文化。 新京报:据您接触的人,西方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什么? 张隆溪: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,但他们的观念中还是古老的中国,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太了解。西方人的观念里仿佛只有西方才有进步的观念。讲到东方,就是凝固在古代的一个时刻上。 新京报:您作为一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这么多年,是否也对此感到无可奈何? 张隆溪:要改变一般人的观念很难,因为人们都有惰性,除非有这个必要,否则不会有太大改变。要改变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,最根本还是缘自中国自己的变化。日本是很小的国家,但因为它很强大,西方人就对日本有很大兴趣和相当的了解。中国这二十年的发展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,来中国的人越来越多。 文化强弱和国势强弱有很大关系。 新京报:您是否认为,要实现文化交流,文化发展不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? 张隆溪:我不这么认为。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还是依靠文化的发展。我与德国朋友聊天时,说起德国经历了纳粹时期,很多城市在二战后期被夷为平地,但现在又重建起来。他们觉得中国和德国的共同之处是都经历了很多磨难,可是因为有很强的文化底蕴,所以才恢复过来,并越来越强盛。 新京报:有个普遍的观点,现在的中国已经与传统文化割裂? 张隆溪:这种说法缘自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极端说法。 但我觉得把五四跟激进主义以及“文革”联系起来是不对的。当时的中国,传统文化占那么大的比重,如果没有很大冲击,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撼动的。而现在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,如果只能读经,科技非常落后,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中国。 新京报:您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潮? 张隆溪:那是热潮,中国人最喜欢追逐热潮。我不反对读经,开放自由的社会,读什么都好,但读什么都不该是惟一。 “比较文化”名称错误 新京报:比较是各个学科都采用的方法,为什么还要有这门学科存在。 张隆溪:19世纪的时候,美国有个有名的比较学家说过,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名字是错的。比较是普遍的方法,不是比较文学文化独特的方法,任何研究没有比较就不能做分析。 新京报:既然多年以前就认识到这个错误,为什么不更正呢? 张隆溪:这只是名称的错误,不是学科本身的错误。学问做得好不好,和名称没有太大关系。 新京报:为什么比较方法早已是最常见的方法,却在19世纪才形成了比较文化等学科。与全球化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? 张隆溪:比较文化到20世纪才形成,这个学科名称在西方有独特含义,它是相对传统精英的研究,譬如对电影的研究、性别研究。中国最没有出息的是,每一步都追随美国人。我在国内交往最多的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,我觉得他们是做自己的研究。 新京报:有人称,在比较文化已有的研究中,各种错误观点十分严重。请您归纳一下。 张隆溪:一个基本误解是,以为做比较文化的研究就是学了外文之后,把外文作品和中文作品做比较,譬如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做比较,因为他们都写爱情,而且同一年死去,这种比较就是毫无道理的。 其实做比较文化的研究要求是非常高的,要求研究者对两种文化传统都有非常深的了解。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对西方和中国的了解都是粗糙的,所以有些讲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人,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他们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天人合一,而西方的传统是人定胜天。我说人定胜天是荀子讲的,不是美国人讲的。而且,现实是很多做比较文学的人,外文水平不高。外语也像温度计有不同的degree(水平)。 采写/本报记者刘晋锋 来源:新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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